要不是广州中级法院委托环江法院执行一起故意伤害案的民事赔偿，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男子覃玉足至今都被蒙在鼓里，他的身份信息在两年前被一名嫌疑人冒用，结果他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

事发后，广州中院曾告知覃玉足，会尽快给他一个说法。但时至今日，覃玉足仍然头顶罪犯的帽子在生活，仍不敢去广东打工。他说：“我最想要的，就是尽快恢复我的名誉。”

执行民事赔偿牵出“乌龙”判决

在广州中院一份13页的判决书里，详细记载了“覃玉足”所犯的罪行：2009年4月10日，“覃玉足”在广东省从化市太平镇太平村刘庄，与50岁的湖南籍男子周某因琐事发生口角。随后，两人持械互殴。“覃玉足”手持镐锄，敲击对方头部及身体其他部位。周某经抢救无效，于当年4月19日死亡。法院认定，“覃玉足”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其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赔偿死者家属近19万元。

这份看起来没有问题的判决，却因受害者家属申请民事赔偿牵出了“乌龙”事。2010年4月，周某的家属申请广州中院强制执行民事赔偿，广州中院委托环江法院协助执行。然而，2010年11月，环江方面在调查覃玉足财产状况时发现，他当时正在广东省佛山市一家电器厂打工。

环江警方随即介入调查，结果发现，广州中院判决书上的“覃玉足”，从身份信息来看，的确是环江的覃玉足，但真正的覃玉足与2009年的周某被伤害案无关。

环江方面感到十分疑惑，并将情况向广州中院做了反馈。环江方面一名了解此事的负责人称：“当时大家都懵了。”

打工男子莫名成罪犯

4月19日，记者几经周折才在三江侗族自治县斗江镇见到了覃玉足。一见到记者，他就掏出自己的身份证。记者与广州中院的判决书对照后发现，姓名、地址、出生年月日及身份证号码一字不差。

说起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事，覃玉足感到很纳闷。他告诉记者，2000年，他的身份证曾丢失过一次。2002年，他就补办好了身份证，直至2009年10月，他都没有离开过环江老家。在采访中，覃玉足的同乡莫示铁也证实：“当时我和覃玉足一起在家拉矿，他确实一直在家。”覃玉足说：“2010年11月的一天，我正在广东省佛山市的一家电器厂上班。突然接到老家一个朋友的电话说‘你现在在哪？公安、法院的人到你家说你在广东杀了人’。我顿时愣住了，冒出一身冷汗。心想，我在做工，怎么就成了杀人犯？”

覃玉足表示，广东省他只去过佛山，不知道有从化市这个地方。得知自己被判无期徒刑，且到家里执行民事赔偿金时，家人都乱成了一锅粥。与他同在佛山打工的妻子说：“我们赶紧去把银行里的钱取出来，不然可能会被法院冻结。”他的父母表示：“我们听说覃玉足被判刑时，几乎昏了过去。我们怎么都没法相信，儿子会在外面杀人。”

2010年12月，覃玉足为此事辞职回到环江老家，闻讯赶来的亲朋对他问长问短，他只得不停地解释自己没有犯法。他说：“那段时间，应付亲朋的询问让我不胜其烦。到后来，朋友们都开玩笑说我是‘杀人犯’，我表面上不好说，心里其实很郁闷。”

“李逵”何日得正名？

覃玉足告诉记者，2011年春节期间，广州中院曾派人到环江找他，核实了有关他身份的一些情况。覃玉足表示，希望广州中院能为他消除影响，恢复名誉，并给予一定的赔偿。“当时，对方说要回去继续调查，如果我外出遇到麻烦，可以直接给他们打电话，由他们负责协调，也答应会尽快给个说法。但时至今日，一直没有下文”。

覃玉足表示，至此，他已经可以确定，广州中院把当年的嫌疑人错当自己做了判决。而自己曾经丢失的身份证，或许就是被罪犯利用了。

记者从警方了解到，发生刑事案件后，公安机关需第一时间核实嫌疑人的身份。根据嫌疑人提供的名字，就可以通过户籍系统，调取嫌疑人的照片及家属信息进行核实。必要时，还可发函至当地公安机关，请求协助核实。同时，在对嫌疑人采取拘留、逮捕等强制措施时，按程序应该通知其家属，也等同于进一步核实嫌疑人的身份。当公安机关对嫌疑人的身份信息核实后，检察机关及法院就会以此为依据，进行下一步的工作。

按理来说，走完这样一套程序，嫌疑人是无法冒用他人身份的。可覃玉足的身份又是如何被冒用的呢？

在判决书里，并没有提到如何核实覃玉足的身份。一位知情人表示，广州中院目前已经证实当年所判决的人并非覃玉足，而罪犯也承认自己冒用覃玉足的身份。广东从化市公安局则表示，当时在对嫌疑人进行调查时，嫌疑人自称是覃玉足。于是，他们委托环江警方对覃玉足身份进行核实。但环江警方回传的信息里，只有覃玉足一人的身份信息，且照片较为模糊，很难辨认是不是嫌疑人。之后，从化市公安局在逮捕嫌疑人时，再次将逮捕证副本传给环江警方，而环江警方对此并没有表示异议。

4月21日晚，环江警方向记者反馈，经向覃玉足户籍所在的驯乐派出所及刑侦大队核实，在广州中院委托环江法院执行民事赔偿部分前，他们都未曾接到过广东方面关于核实覃玉足身份的通报。

目前，覃玉足只能呆在三江县一处矿窿里做打钻工。他说，在自己的名誉恢复前，他不敢到广东打工，怕“被抓起来”。他原本与妻子在同一个工厂工作，现在也只能分隔两地。